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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岁开始，周慧在深圳马峦山一带的村子里独居了近10年，不工作、不结婚、没有孩子，剥离种种社会身份，以一种主动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“消失”。
周慧的房子，有好多扇窗户。从其中一扇朝南的窗户望出去，就能看到山谷豁口中的海。海水的蓝时而深、时而浅，有时候一片海上有不同层次的蓝，因多变的天空而来。
去年以来，很多人好奇这个房间、这扇窗、这片海、这个村究竟有何种魔力，或者说，周慧本人究竟有何种魔力，令人关注？
40岁开始，周慧在深圳马峦山一带的村子里独居了近10年，不工作、不结婚、没有孩子，剥离种种社会身份，以一种主动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“消失”。
她把自己逼到墙角，和贫穷面面相觑，也因此有了她与生活的结晶，一本书——《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。这是理想主义者眼里难得的胜利。半年来，记者们走进这个房子，以工作之名，寻找自己生活的答案。
如果你问一个人如何能拒绝所有不想要的，别无所求地生活下去，很多人也许可以忍受孤独，但缺了那种种子似的、落地就能生根的强悍心灵。
在周慧身上，一些对立项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：强悍又敏感，松弛又好胜，焦虑但选择继续无所事事，渴望交谈的同时渴望孤独……多年来，她看着它们在自己的身体里博弈，像一尊复活节岛的石雕，不为所动，日复一日，近乎残忍地面对自己。
一条退无可退的退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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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没有你想象中那种逃离城市的“村居生活”。早上没有鸡打鸣，房前屋后没有田园，更没有李子柒。公交车直通村口。嫌麻烦的话，从小梅沙地铁站打车10分钟，经过崭新的自建楼房，就到了周慧住的那一栋8层高的楼。虽然在村里住了这么久，但是本地村民，她一个人也不曾打过交道。
她的早上通常始于9点，醒来时，免费的阳光和风已经抵达。她从房间踱到客厅，到厕所，进厨房烧水，端坐在书桌前，刷会儿手机。等水开泡茶——她一般不吃早饭，没胃口，省去一顿饭钱。
桌上，一群蚂蚁正在围攻前一天掉落的食物残渣。周慧笑道：“别管，它们正在吃流水席。蚂蚁觉得我是外来者，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”话音刚落，她戴上老花镜看近处，惊叫，“好多”，然后抽出纸巾，把蚂蚁捏进去。她不是一个多情的人。
洗衣机在阳台大声颤抖，出水管被她引向阳台外侧，废水利用，洗衣服的水可以用来冲洗阳台。她拿起塑料扫帚，麻利地把水赶到死角，再赶进地漏里。阳台上的泡沫箱子和花盆里，种着一些多肉和随手插的韭菜，塑料筐子里晒着她心心念念的豆角。晒过的豆角去了豆腥，有独特的香气。
喝了茶，晾了衣服，发了呆，看了会儿书，周慧突然摘下老花眼镜，踱到冰箱前。多了两张嘴，她在规划午饭做什么。蒸个鸡蛋？便宜的鸡蛋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。丝瓜炒什么？她拿出虾，那是冰箱里最贵的食材。再来个白焯红薯叶，楼下院子有，现摘。
她从厨房出来，抓着一个黑色塑料袋，走到门前，用脚趾夹起昨天穿过的袜子，丢到地上。她大笑着对我们说“你看我有多懒”，然后光脚穿上鞋，带我们去摘红薯叶。我想起她在某个播客里说自己像一条虫，懒，整天在家里滚来滚去。她很幽默，是因为心中内置了对生活、对自己毫不留情的洞察。
盛夏的7月，忽然下起骤雨，院子里瞬间湿透。周慧身手敏捷有力，胡乱扯了一通，很快就摘满一大袋。她感慨，红薯叶随便插下就长得很好，足够保证蔬菜供应。她的一双手，虎口处张得很开，抓握有力，是那种劳动人民的手，以至于讲话比划手势的时候，有点用力的笨拙。
在自己动手获得食物方面，她极具天赋，像漂流到岛屿的鲁滨逊。村里没有饭店，外卖又无法抵达，而她也没钱出去吃饭。前些年，她会拿着叉子，潜入海里扯青口、扎螃蟹，一次性扎好多，“太贪了”，她略带忏悔。我惊诧，问她怎么会有捕获海鲜的经验，她说太馋了就能做到。
“像蜜蜂一样从这扇窗飞到那扇窗”的日子里，食欲很容易攻占她，但满足欲望又那么简单，吃一顿鲜美、简单的饭，细细咀嚼，她就觉得“我的生活怎么那么好啊”。一日两餐，保证肉蛋奶和蔬菜的摄入，喝足够多的水，保持运动，这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最低限度的秩序。
秩序之外的部分，她任由时间在这个房子里流逝：靠在沙发上看综艺，刷B站吸猫吸狗，刷微博，对各种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了如指掌，时常愤怒。
实在待不下去，她就下山去买奶茶，去邻居杰茜家、丁路家蹭吃的。她家里有两面墙壁的书，书桌上堆放的诗集、小说，很多都荒废在某一页上。她说自己看书如抽丝，但只要读了两本书，就会觉得，“换了一个新我”。
白天很容易溜过。晚上，躺在床上，“一把匕首”就会伸过来，周慧质问周慧：你在干什么？不能再荒废下去了。于是，她卸载了B站。但过了不久，又下载回来。
起初，她也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过非必要的生活，也不必有任何严密计划。2014年，新来的领导她不喜欢，“好的职场人必须当双面人”，她自认清高，无法配合。命运推了她一把，她从人事经理的位置上离职，放弃这份月薪一两万元的摸鱼工作。
辞职后，听说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住在一个村子里，她也就搬了过来。她有一点积蓄，十几万元，够生活一阵子，她也觉得自己迟早还是要回去上班的。
一年后，她在股市最高点投进去的十几万元只剩不到两万元。钱见底了，却不想回去工作。中间其实有过机会，比如有朋友介绍她去管理民宿，但她统统滑过去。直到年纪越来越大，彻底没有机会，她终于把自己逼到墙角。
再往前二三十年，她摆脱了本应在工厂做鞋帮子的命运，离开岳阳农村，考上大专，赶上了深圳这座城市腾飞的时候，成了一名白领，之后升职为小领导，工资可观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往后的人生大概率是安稳的。作为一个曾经把自己从命运的泥淖里拔出来的人，她本不应该放弃这一切。
没有财富的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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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背村位于大岭古村背后，原住民很少。早年，这里房租便宜，搬进来很多外地人。在周慧住的那栋楼，两房一厅最早只需800元月租。诗人黄灿然住在楼下。2014年，他从香港《大公报》辞职搬到这里。单向空间的刘宽曾在2018年去了洞背村，拍了一部关于黄灿然的纪录片——《日常的奇迹》。黄灿然说，自己从前在香港基本不跟人交往，到了这里反而跟很多人熟起来。
“黄老师知道我穷，又爱吃，每次有好吃的就叫我。”在《日常的奇迹》里，周慧是“蛋蛋”，黄灿然的一个有趣的邻居。吃饭的时候，她极其认真，埋头大干，偶尔加入话题，一开口就惹人大笑。当时，人们不知道，她内心已经有一整个宇宙。
搬到洞背村不久后，楼上的邻居介词张罗起读书会，一共推荐了60本书。读书会上，很多人直接睡过去，但当时39岁的周慧却由此重新打开阅读的门。
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她偶尔看书，看得最多的是《读者文摘》。也看一些国内作家的书，像余华、苏童、莫言等，但都没有多大感觉。直到看了王小波，顺藤摸瓜读卡尔维诺，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下笔轻盈，充满想象力；她又读福克纳，《喧哗与骚动》开头反复看了十遍，读不懂，却被这种语言的陌生性吸引。高密度的句子里，蕴含着丰富的空间，像迷宫一样，把周慧从狭小的空间导引到无穷的世界。接着，40岁后，她开始爱上女作家——爱丽丝·门罗、安妮·普鲁、安妮·艾尔诺。
她嫉妒，她们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？读得多了，等到有足够的闲暇，她开始了有意识的写作。黄灿然和同住村里的诗人孙文波偶然看到她的文章，都鼓励她多写。她没有放在心上，依旧我行我素，没想过会出版，就是暗暗跟自己较劲，想好好写。
周慧有三副眼镜。她既远视，又有散光，在看书、看屏幕和开车的时候，需要戴不同的眼镜，切换光进入眼睛的角度。她的写作也一样。在她写下的文章里，人称是不断变化的，视角也随着人称的切换而发生改变。
大多数时候，她写下“我”的呢喃；有时候则是第二人称“你”；还有些时候，她用第三人称，写“一个独居的女人”。
用第二人称的时候，她在跟一个叫作周慧的女子对话：“你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游历里有过交谈，人们都有交谈对象。其实你有交谈对象，我，不过你不知道，你漂浮在神秘的岛屿之上，我对你的悲伤无能为力。”她有时候对周慧很残忍——“你坐好，不要起身，你已经蹉跎多年，你丢弃了太多现在想来不能丢弃的东西”。像一把匕首，周慧与周慧短兵相接。
用第三人称的时候，周慧是周慧自己的叙述者。“一个独居的女人，走到哪里都捏着手机，在家里上洗手间，脱裤子时，她将手机横着搁在颈上，用下巴紧紧夹住，坐好后再拿手机。”像家里安装的某个摄像头，她用有距离的客观视角来看周慧。
写作是监狱，逼迫她坐下来；写作也是钥匙，让她自由。她坐在电脑前，思绪沉淀，捕捉记忆，用意志决定让哪个词语出场。这样，她“获得了无穷的乐趣”，否则，“生活就是一成不变的，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，今年和明年没有区别，窗外的风景天天看也没有意思，你甚至会不记得所有的东西，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、没有意思”。唯有阅读和写作，让她获得一种生活的质感。
她总是想到《都灵之马》那部电影：冬天，一对父女，一日三餐煮土豆吃，就这样吃了六天。最后一天，煮马铃薯的水没有了，只剩下冰冷的土豆。那个父亲说，你必须吃掉它。生命的尽头，一片荒芜。
笼罩下来的命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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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成长时期，周慧的生活空间封闭、狭小。她形容自己是个“小透明”，从小成绩吊车尾，满眼满脑都是对食物的渴望，无暇顾及其他。周慧出生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有两个姐姐了。盼望生儿子的家庭，对这个多余的女儿并未寄予厚望。从来没有人告诉她，应该努力学习，以改变命运。况且，命运是什么呢？成长过程中，她不曾有过什么榜样。
初中时，二姐从镇上带回来琼瑶小说，打开了她对爱情的幻想。初吻是什么滋味？暑假，无人的教室里，她站在铺满稻谷的地板上，用粉红、粉黄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古装美女，胸前足足画了四层金项链。她在书里写道，那是她对未来唯一的想象。
高中毕业，她被安排到奶奶工作过的国有工厂踩缝纫机。一个17岁的女孩，从来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、会变成谁，也许，就像世世代代的女人一样，恋爱，结婚，生孩子。
后来，周慧有过几次非常猛烈的自我觉悟。在命运即将笼罩下来的时刻，她突然察觉，然后以旁人看来十分任性、冒险的方式掉头就走。
进工厂不到一个月，她已经能熟练地在缝纫机上踩出完美的鞋帮子，这是一份本应令人感到骄傲的工作。直到她进入工厂的公共浴室，几百平米的大通间，几十个女人的裸体出现在她面前，她们正自如地搓洗着身体的各个部位。
她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是这几十具身体里的一分子，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差别，“我对情对爱对欲的渴望和忐忑被这座裸体森林全面击溃”。之后，她故意把鞋帮子踩得歪歪扭扭，丢掉了这份工作，以及当月的17元工资。
随后，她和二姐一起，坐着火车到深圳打工。在八卦岭的手表厂里，因为是新人，她总被安排装最难装的机芯。
一天早上，她把塑料盘推回仓库，以示抗议。她发现，管发料的湖北女孩，低下身子，歪着头看着她，“像看动物一样”。这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她尝试让自己变得强悍。
然而，没有学历，她始终只能徘徊在城市边缘，自卑，怯懦。不久，她从另一家工厂辞职，人生中第一次发奋读书，终于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一所大专。
接下来，是一个湖南农村姑娘“逆袭”的故事。有了学历，她回到深圳，跨进了那个一直把她摒弃在外的世界。她干过销售，但她不喜欢求人的感觉，就消极抵抗，在工位上假装做表格，其实是在电脑上打字，写一些“现在看起来稚嫩”的小说。
后来，她在一家200人规模的公司做了HR，还升职为人事经理。每天，她只要管好底下的人，就可以维持一天6个小时的工作，以及可观的上万元月薪。
她再一次感受到命运的全面笼罩，但这种笼罩并不黑暗，“很舒服”，好像可以一直这样下去。但在39岁这一年，她突然觉得，应该去看看生命还有什么可能。
“你到底靠什么生活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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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搬到洞背村的头几年，周慧只要保持节俭，就能勉力生存。除了房租、简单的一日两餐以及健身年卡，她几乎没有其他支出。直到前几年，生存问题逼到眼前。
洞背村的村口建起一所知名高校的附属中学，学生和陪读家长把这里的房租推了上去，800元的房租涨到2800元。另外，社保也涨价了，周慧的开支猛增。
她在深圳有一套小房子，租了出去，还了房贷还略有盈余，足够交这边的房租和社保。房租上涨后，她只好停了社保。疫情期间，她给一家餐馆每月写4篇公众号文章、每篇200元的活也丢了。而疫情后，她在深圳的房子空置时间很长，租金不稳定。
省钱已经不管用了。人被贫穷逼到角落，“思想就开始龌龊”，她天黑时会去别人的菜园子偷菜，用滴漏的方式接水。生活变成了时时刻刻进行的算术题。站在便利店货架前，她会仔细一件件比对价格，和自己的欲望撕扯，最终会放下，什么也没买。她甚至试探性地问房东，能否由她来打扫楼道，一周打扫一次，一个月200元就行。房东拒绝了。
她犹豫过要不要搬走。去盐田看了租金便宜的出租房，又脏又吵。对她而言，其他都能压缩，唯独不能压缩最后的居住尊严。
在书里，她近乎无情地把这一切写下来。她写自己像“一只举着半粒米饭横穿山路的落队蚂蚁”，“像是被某种滚筒离心力甩到这里的人，紧紧地扒着桶缘，不让甩得更远更碎”。
与周慧偶有来往的姑妈，有一次忍不住问她：“你到底靠什么生活？”她打哈哈过去，但没说自己要借钱生活。最穷的时候，朋友提出，借笔钱让她把日子过好。周慧知道，朋友的钱也有成本，便挪借了25万元。问她为什么借这么多，她回答：“那我想买点基金把利息钱给挣回来不是？”实际上，姑妈提出想帮她还房贷，但周慧拒绝了，她一向不喜欢欠人情。
她轻描淡写地说起，2014年她被股市坑惨了，所以她打死不碰股票。这笔钱被她放进基金里，然而，前几年基金同样惨不忍睹，她的钱没了一大半。后来，她实际上借得更多。她的计划是，以后实在不行，就把房子卖了还钱。
周家三姐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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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岳阳，我们见到了周慧的大姐、二姐。二十几年前，周慧和两个姐姐都在深圳打工，但淘金梦没有均等地在每个“深漂”身上成真，大姐、二姐陆续回了老家岳阳。如今二姐夫工厂有了起色，二姐成了周慧口中的“富婆”，大姐生活也算舒适。
前几年，周慧回家，二姐约好在火车站接她，临了却打不通电话。周慧几近报废的手机掉电太快，到火车站已经自动关机。二姐气得要死，丢给她一部iPhone手机：小妹怎么把生活过成这样？
是大姐先知道小妹出书的。讲起这个事，大姐眼睛有点湿润。她说，书里写到她们从小的生活，那些点点滴滴，让她想哭。
大姐热情豪迈，一口烟嗓。她早年离婚，如今帮二妹照顾孩子，获得一份收入。大姐平常喜欢喝乌苏啤酒，和姐妹们撸串、聊天；大多数时候，她熬夜看一部又一部电视剧，在他人的故事里哭得稀里哗啦。
15岁时，大姐不想读书，父亲便把她送进县城一家玻璃拉丝厂做事。没多久，皮肤过敏。市里的叔叔承诺帮她找工作。来到叔叔家，她一直没能拥有那份承诺的稳定工作，倒是做了很多洗衣做饭的活儿。
她的婚姻始于逃离的愿望。当时，她谈了一个男朋友，是混社会的，匆匆结婚，从一个天罗地网逃到了另一个。周慧父亲离世前，曾提起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不该那么早把大姐送到市里。
知道我们要来拍摄，大姐很开心，“我们家终于出了个作家”，似乎无限感慨。我问二姐看了书没有，她抽着烟，微微笑着，眼睛里有些意味深长的情绪：“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她的生活过得太苦了。”
正在闷头吃饭的周慧突然抬起头来说：“她（二姐）生活得太好了。”
三姐妹都曾有写东西的习惯。大姐爱写，却觉得自己写得不好。她赞叹二妹的散文——有一次她转了一篇二妹写的散文到QQ空间，当地的报纸编辑问能不能刊发。
在她们的回忆中，以前家里条件艰苦，父母却都有看书的爱好。父亲住在镇上，经常订阅《读书》《小说月报》等杂志，阅读的灵光曾在这个家里流转。阅读是写作的开始，但写作的笔，最终在周慧手上转动。
一个普通人成为写作者的可能性有多大？黄灿然在《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一书的编后记写道：
“太多人早年有才气，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，包括生活所迫，而放弃写作。他们原本的写作才能经过转化后，倒是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，但他们的生活却毁了他们的写作才能，在我看来也毁了他们生命的意义……而像是周慧这样一个也是被生活所迫，窝在一个山村里，有几年陷入贫困境地，却反过来坚持写作，成就了好作品而且还改善生命的人，其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。”
“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救生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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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书之后，周慧的生活状态有了一些变化。一年来，她走出洞背村，到各地做分享，频繁与人交流。她认识了很多人——作家、书店老板、图书编辑、几个记者，和他们有着密度高且愉悦的交流，看起来好像已经远离了孤独。
7月，我们跟随周慧到长沙阿克梅书店做分享。书店在长沙大学城旁边，爬上窄窄的楼梯，就到了小小的书店空间。书店老板小七和江涛夫妇有一个4岁的小女儿，叫作小船儿，皮肤黑黑的，眼睛很亮，像个小精灵。小船儿光脚踩在地板上，不时得意地向各位介绍自己用蜡笔涂抹的不明作品，令人喜爱。
周慧看着小船儿，自顾自地说起：“我小时候长得也差不多像小船儿这样，为什么我爸妈就不爱我呢？”走到书架前，她指着自己的书对两个男生说：“这本书也很好啊，要不要买？”又说，“不好看包在我身上”。她逗弄两个男生，搞得他们不好意思，落荒而逃。她说：“有的人就看不起我的书、看不起这种散文，觉得不高级。”
晚上7点，人群从楼梯口不断冒出来，书店热气腾腾。这是周慧的主场，分享主题是“非必要生活，有必要写作”，她喝了一大杯调制酒，兴致很高，妙语连珠，时不时逗得全场大笑。周慧面对的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睛，几乎都是年轻的女孩子。有一个短发女孩，说自己带着这本书走了很多个地方，她拉着妈妈一起来听分享。
50岁的独身女人，40岁才开始写作，对经历了女性主义觉醒却不知未来该走向哪里的年轻女孩来说，周慧以奇迹榜样的面貌出现。
一个女孩问：“伍尔夫说，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来写作。对你来说，写作还需要什么？”周慧好像想到了很多，表情变得严肃：“反正我不能有丈夫和孩子，否则可能静不下心写东西。当然也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，我是一个身体疏离的人，喜欢一个人待着……但并不是女人就一定要写东西，有的人需要一个安全的小船，可以托着她……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给不了很好的答案。”
当天，她读了一篇自己的文章，《那天黄昏》。她说文章所描述的，最接近自己的状态。
“他们看风景或彼此交谈，你在人群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唯恐被人发现，你的半边脸还没有回来。你形单影只。你不会爱，你不曾获得爱。
“你一边走一边听，不听音乐，你听人们交谈，这些只字片语大多是重复，每个人都在说着差不多的话，像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救生衣。”
文章写于一次她在商场等待牙齿的麻药劲儿过去的时候。她看着人群，人们好像没有变过，过几年换一种流行的发型和衣服，每个人说着差不多的话，“就像穿着同样的救生衣”。“人们的生活、工作是他们的深渊，也是他们的救生衣。”
她是个脱掉“救生衣”的人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孩子，没有爱人，没有钱，没有工作，“不寄望于外界，我只能从自己身上寻找力量”。
“洞庭湖野麻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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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好奇，周慧是否对亲密关系没有需求。她有过与婚姻擦身而过的经历，后来又谈过几段貌不合神也离的恋爱，从来没有遇到过称得上好的亲密关系，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。
最接近亲密的时刻，是她抱起一只叫作虎皮的流浪猫，啃它的脸。她爱吸猫，虎皮走了之后，她并没有去养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猫。“我觉得还没有孤独到要养一只宠物来陪伴自己的程度。”另外，她喜欢猫胜过狗，因为无法承担后者死心塌地、始终如一的关注。
“人终其一生都被两种完全相反的驱动力操纵者，一种是对陪伴、爱以及所有能让我们亲近的关系渴望，另一种是对独立、孤单和自由的向往。我天生孤僻，加上后天缺乏认识，在前一种上屡败，只能对后者投入心力，它很有必要，对我来说，终究一切都将依赖于此。”在《闸门、盾牌，甚至遮羞布》一文中，周慧写道。
上一次恋爱，是几年前。对方是一个小她很多的健身教练，年轻的男孩，对世界没有多余的想法，“那时候太想要生活里有点变化了”。周慧喜欢他身上的干净清爽。他喜欢拥抱她，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人是有肌肤饥渴的。
有记忆以来，母亲不曾抱过她，也没有任何亲密举动，一家人都是如此。唯一记得的是，小时候，寒冷的冬天，睡觉的时候，外婆心疼地把她的脚裹进自己的棉衣里。
八九岁的时候，她五六点就起床，烧火给自己做蛋炒饭。母亲从不过问。父亲在镇上上班，很少回来，她也不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。记忆中，父母偏爱二姐，“是功利性的爱”，因为二姐学习成绩好一点。
小时候，她总觉得自己不是这一家的人，“闻父亲的衣服，闻母亲的枕头，想找出血脉里那根隐形的线。父亲的气味略熟悉，让人安心；母亲几乎没有气味，莫非不是亲生？”
直到很久后，母亲来深圳看她，与她同住过一段时间，她才慢慢重新体会母女关系。但终究还是来不及，父母便相继离开了。
回想起来，周慧觉得母亲一生坚硬，她是那种学生、家长敬畏的老师，用铁腕制服学生，也因此，她的“刺太多了”。也许母亲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给了外婆，“她心疼可怜的人”，外婆的日子过得太苦。以前，她家住在洞庭湖边，她总听母亲提起“倒垸子”的惊心动魄：大水冲垮堤坝，一切都被冲走，村民骑在牛背上，连夜带着猪狗迁徙。
母亲的噩梦后来成了她的记忆，母亲的生命也仿佛接续到她的生命里。她经常觉得，如果母亲生活在现在，大概率不会结婚，也不会有孩子。
到现在，她还是经常会梦见母亲。“她对我的影响太深了，那种情感很复杂，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，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，一直驮着。”在新书的第三辑，她写下这些文字，但远远不够，她确信自己还有一些表达没有完成。关于母亲，需要日后由她来不断自问自答。
在岳阳的最后一天晚上，我们在岳阳楼下闲逛。夕阳晕染了整个天空，我看一会儿夕阳，再看一会儿镜头里的周慧。不笑的时候，她的神情是坚毅的，脸上从不流露任何悲伤或者孤独。她眼角有一些细纹，但看不出来马上就要过50岁生日了。她没有“救生衣”，因此不在社会时钟的计算里。她看着前方，好像坠进了回忆，别人无法进入，讲述也无法抵达。
波光变幻的湖面，鸟儿来回飞翔，不时优雅点水。周慧感慨，它们好自由。早年，她混迹论坛，起了个网名叫作“洞庭湖野麻雀”，就像这些鸟儿，“爹不疼妈不爱的”。在深圳快30年，她始终没有归属感。她只是城市的观察者，也是自己的观看者。对于故乡，她没有乡愁。一个女人所有的，只是她自己，还有那些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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